如果人物處于焦躁憂慮，攝影機沒有理由保持冷靜。不回避妮娜的復雜性，企圖保護文化火種是真，企圖獲得榮光關注也是真。但這片文化荒漠，即使重視詩歌也會不免走向工具化極端，成為叛逆的符號。而更為可怖的則是人物關系的變形，當妮娜“拿來”約阿夫的話語這種非常態(tài)已成常態(tài)，約阿夫在某一刻也只能相信妮娜是綁匪這樣的非常態(tài)，妮娜不得不配合約阿夫“扮演”綁匪以求得常態(tài)的關系或者交流。在我看來其實無關詩的本質(zhì)、何謂詩云云，在以色列，詩誕生的一刻就是作為武器所存在的，能夠超脫于國族的可能性幾號為零。這才是對一個國家最大的絕望。